（1）8亿亩湿地红线不可逾越
（来源：中国绿色时报 2014年2月13日）
今年2月2日是第18个世界湿地日。在湿地日来临前，国家林业局就我国湿地现状以及如何加大力度保护湿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透露，国家林业局在出台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中划定了湿地保护红线，即到2020年，中国湿地面积不少于8亿亩。应该看到，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发展中求解湿地保护之道，并且到今天已然将维护这一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实行严格保护的地表空间上升成为国家战略。
众所周知，湿地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环境之一，它是生物多样性摇篮，并且拥有强大的生态净化作用，是地球上一种独特的、多功能的生态系统，在生态平衡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有着“地球之肾”的美名。
然而，近几百年来，全球的湿地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虽说湿地干涸是自然进程的必然结果，但当前不少湿地的迅速削减与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有重大联系。20世纪中后期，大量湿地被改造成农田，加上过度的资源开发和破坏，湿地面积大幅度缩小，湿地物种受到严重破坏。
此前在印度海德拉巴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会议上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100年中，全球大约半数湿地遭破坏。而我国最新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尽管近10年间，中国湿地保护面积增加了525.94万公顷，湿地保护率由30.49%提高到43.51%。但湿地面积同口径下减少了339.63万公顷，其中自然湿地面积减少337.62万公顷，减少率为9.33%。其中，围垦和基建占用是导致湿地面积大幅度减少的两个最关键因素，而且受影响的湿地范围占有较大比重。影响湿地的主要威胁因子已经从上一次调查时的污染、围垦、非法狩猎三大因子变化为此次的污染、围垦、基建占用、过度捕捞和采集、外来物种入侵五大因子，湿地资源面临的威胁呈增长态势。
由此可见，我国湿地生态状况不容乐观，参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如果将湿地生态状况按照好、中、差三个档次进行简单分类的话，我国的湿地生态状况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具体来讲，评级为“好”的湿地占到湿地总面积的15%，生态状况评级获得中等档次的湿地占53%，生态状况评级获得“差”的湿地面积占32%。
因此，从保护国土生态安全的角度出发，全面审视湿地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划定经济建设中的湿地保护红线，可谓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又十分必要的举措。因为，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划定这条红线是遏制我国湿地面积减少、功能退化趋势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湿地保护红线既是限制开发利用的“高压线”，又是维护基本生态平衡的“安全线”；既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线”，也是实现有序发展的“保障线”。同时，这样的举措将为中国湿地保护和《湿地公约》履约提供更坚实的屏障。
8亿亩湿地保护红线能否就此让地表滋润休憩？不言而喻，划定生态红线，并落实好这条红线，绝对不是孤立的，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办法、措施和工作紧紧跟上。事实上，民众对我国的湿地保护还有比划定“红线”更高的期待。因为目前，湿地保护面对的最大瓶颈是法律不健全，现在湿地在国土资源里被界定为未利用地，这个问题若不解决，势必导致各级政府会认为围垦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应完善湿地保护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国家层面的法规制度，探索建立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湿地生态补水、湿地征占用管控等制度，同时建立一种可以评估、可以检验湿地生态效果的机制，以及稳定增长的湿地保护投入机制，并逐步将湿地保护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政绩考核范围，以促进社会对湿地保护的支持和认可，让周边老百姓在湿地保护中受益，把湿地保护带到合理正常的轨道上来。
其次，要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和完善湿地保护体系。一方面，可以通过保护使受损湿地生态系统达到自然恢复；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生态技术或生态工程对退化或消失的湿地进行修复或重建，再现干扰前的结构和功能以及相关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过程，使其重现应有的作用。相关措施包括：提高地下水位养护沼泽，改善水禽栖息地；增加湖泊的深度和广度以扩大湖容，增加鱼的产量，增强调蓄功能；迁移湖泊、河流中的富营养沉积物以及有毒物质，以净化水质；恢复洪泛平原的结构和功能，以利于蓄纳洪水，提供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同时也有助于水质恢复。此外，还要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湿地保护意识，使保护湿地行动的参与率和支持率大大增加。
当然，单纯封闭式的保护模式，或与保护目标脱节的发展模式都是不可取的。必须将保护与当地社区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坚持综合保护与发展的理念，解决各利益群体的需求，保证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划入红线内的湿地资源并非完全不能开发利用，但开发利用是有条件的，是适度的、科学的、合理的，并应有相应的制度规范作为保障，明确利用湿地的范围、时间、强度、方法等，使湿地利用严格限定在湿地生态系统可以承载的范围之内。只有这样，才能既有效地保护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资源，又合理地解决利用与保护的矛盾。
理事长聚焦点：湿地是“地球之肾”，深测“肾源”乃“草炭”也。腐植酸，哺育湿地，我们的责任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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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大举措力促农业科技进步
用创新驱动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来源：经济日报 2014年2月14日）
本报北京2月13日讯 记者董碧娟报道：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今天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要把加强现代农业与村镇建设科技摆在整个科技工作的优先地位，通过强化国家粮食安全科技支撑能力等5大举措，力促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大举措的具体内容和进展是：
一是强化国家粮食安全科技支撑能力，抓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推进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加强农业重大技术创新。“十二五”以来，在粮食丰产科技工程项目区的204个县（市）累计建立水稻、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核心试验区44万亩、技术示范区2665.27万亩、技术辐射区26321.06万亩，“三区”增产粮食1421.2万吨。在“十二五”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方面，目前在河北省建立中低产田核心示范区9万多亩，在山东建设示范区面积达13万亩。
二是探索现代种业创新体系改革，加大种业产业技术创新、构建种业成果转化体系和种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目前，通过实施农林动植物种业科技专项，已经创制出优质、抗病、高产农作物新品种535个，优良品种在生产上推广应用达3.5亿亩，优良动物新品种6.2亿只（头）。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和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将种业基金列入优先支持项目，北京建立了通州国际种业园，以“政府搭台，公司运行”的种业产业开发模式，构建种业国际化创新基地。
三是推进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截至2013年9月，我国科技特派员已有近72万名，他们共形成利益共同体5万多个、创办企业15000多家、实施科技开发项目4.5万项、创业获利400多亿元、辐射带动农民6000多万人。科技特派员组建各种专业技术协会等3.5万家、发展会员460.9万人、建立科特派服务站1.6万个、引进推广新技术6.1万项、推广新品种6.8万个。
四是加强食品安全科技创新驱动。在研究提出食品安全创新驱动解决方案顶层设计上，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无缝化、系统性设计。创新驱动的模式是彻底解决食品安全的根本之道。将通过科技创新，发挥技术、品牌、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市场机制各方面创新的叠加效应。
五是加快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推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自2001年以来，已建成118个园区、累计引进推广新技术1.6万项、示范推广新品种3.82万个、园区科技成果转化率超过70%以上；园区建成技术核心区300万亩、技术示范区5000万亩，园区的农业科技贡献率60%左右；园区入驻涉农企业总数达到6376家，年产值达到4627亿元；园区累计发展1万多名科技特派员、组建各类专业技术协会1500多个、直接参与农户19万户、累计组织开展各类技术培训人员812万人次。下一步将推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实现全国农业科技园区各类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
理事长聚焦点：让科技创新和技术支撑确保“舌尖上的安全”，应与时俱进。腐植酸在构筑食品源头安全的立体防护体系上有着极大的创新空间，开发“腐植酸人”的智慧，就是开发“舌尖上”的智慧，这才是活生生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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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美誓言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来源：参考消息2014年2月17日）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已结束访华，但未能在东海和南海领土纠纷问题——他此行最重要的两个议题——上取得任何突破。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2月15日报道称，克里此行唯一的成果是中美两国14日发表联合声明，誓言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强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称，人们已料到在克里访华期间，两国不会在地区问题上达成任何共识。然而，克里此行对北京和华盛顿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双方正在为两国领导人下月出席在海牙的核安全峰会做准备。
金灿荣说：“克里在访问期间重申，美国邀请中国海军参与今年晚些时候在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美国希望中方届时可以派遣两艘军舰参与演习，但北京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该军演是由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主导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国际海上军演。
中美两国14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关于减少温室气体和其他空气污染物排放的合作，双方已就五个合作领域实施计划达成一致，其中包括汽车减排和提高建筑能效。
另据台湾“中央社”2月16日报道，克里15日宣布，中美达成特殊合作成果，双方将就气候变迁交流资讯和讨论政策。
英国《卫报》报道，克里表示，中美身为全球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在减少排放量上扮演“特殊角色”。
克里说，“这是美中特殊的合作成果。希望我们可以在全球领导、认真对待明年的气候变迁协商上，设立一个榜样”。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月15日报道称，在中美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之后，克里抵达印度尼西亚访问，讨论气候变化问题。
报道说，克里16日将在雅加达发表讲话。美国官员希望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够跟上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表态。
德国《世界报》网站2月15日刊登题为《中美谋求建立气候联盟》的报道称，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两国对国际气候保护工作表示了认同。在克里访问北京后，两国宣布计划就2020年后的二氧化碳减排方案展开深入的政策对话和信息交流。
报道说，鉴于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巴黎召开，两国认为自己有义务支持遏制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京都议定书》的后续协议将在明年签署，于2020年生效。《京都议定书》是迄今唯一规定了二氧化碳减排义务的国际协议。但缔约国排放的温室气体总计还不到全球排放量的15%。此外，该协议只要求工业国减排。美国从未批准该协议。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因中美犹豫不决而失败以来，国际气候保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裹足不前。
中美两国发布联合声明指出：“鉴于对于气候变化及其日益恶化的影响已形成强有力的科学共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因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空气污染问题，中美两国认识到急需采取行动应对上述双重挑战。”
据报道，北京和华盛顿去年已经建立了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两国宣称，要在包括汽车减排、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温室气体数据的收集和管理、建筑和工业能效方面进行合作。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月15日报道，中美两国当天说，双方同意加紧努力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双方在克里访华期间宣布达成上述共识。
报道称，过去，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常常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该如何分摊减排责任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而失败。如果美国能与中国找到共同点，那或许能帮助弥合分歧，使得与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达成协议变得较为容易。
报道认为，中国政府越来越担心环境污染对社会、经济和人民健康造成的影响。去年9月，中国政府公布了一项投资总额达17500亿元人民币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其中包括限制煤炭的使用和淘汰高污染车辆。它还要求公开企业污染物排放、治污设施运行情况等环境信息。这是前所未有的增加透明度的举动。
理事长聚焦点：中美是大国，任何合作对全球都具有重大影响。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事。我们应当百倍努力，使尽解数把“腐植酸大环境修复工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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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气候融资缺口逾两万亿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4年2月7日）
2013年年底，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在北京环境交易所正式开市。
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RCCEF）和当代绿色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国气候融资公共资金机制创新研讨会”近日在京举办。会上发布的《2013中国气候融资报告：公共资金机制创新》（以下简称“报告”）指出，我国每年气候融资资金缺口将超过两万亿元，报告就推进公共资金机制创新提供了政策建议。
《2013中国气候融资报告》是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在气候融资领域发表的第三份年度气候融资报告。研究团队认为，公共资金在未来10年仍然是气候融资市场最重要的驱动力量。基于此，报告对公共资金从资金来源到运用，从制度环境建设到具体近期政策突破口进行了系统研究。
1 气候融资面临多重挑战
公共资金仍是主要来源
“在节能减排政策和清洁技术商机的驱动下，近年来投向低碳领域的资金快速增加。但实现中国已公布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具体目标的融资需求和总量目标仍然未决。同时，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投向发展中国家的承诺资金金额、机制也仍然悬而未决，国内气候融资仍面临多重挑战。”RCCEF主任王遥研究员介绍说。
王遥说，我们从2011年开始提出气候资金流生命周期的分析框架后，初步完成了供给分析，今年更进一步重点对资金需求和公共资金机制进行了研究。报告指出，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公共资金仍需要较大规模的介入。
据了解，在目前各种与气候相关的政策中，新能源补贴仍然是最重要的激励手段，它带动了企业直接投资为主的气候融资模式。但随着产业泡沫的到来，新能源产业已经渡过了技术成熟度曲线的快速发展期，进入一个相对理性的发展阶段。由于我国低碳技术整体上尚未成熟，通过碳市场募集的资金非常有限，公共资金在推动气候变化方面仍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报告认为，对于投资者来说，在没有明确碳价格信号的情况下，碳减排项目不具备显著的投资吸引力。
“公共资金要发挥主导的作用，当然，主导并不是说主体就是公共资金，实际上主要是起到一个引导和撬动作用，这是公共资金公共投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首席谈判专家苏伟肯定了公共资金的作用。
参与本次研究的RCCEF主任助理陈波博士表示，公共资金机制对重构气候融资市场的激励体系、促进市场的融合和规模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公私合作等补偿机制形成杠杆作用，撬动私人投资，平衡风险与收益的分配，形成引导、示范和激励等多重作用。
2 积极建立碳基金体系
呼吁发达国家履行绿色责任
报告对国内外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气候公共资金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有许多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例如气候基金或碳基金是国际社会普遍使用的公共资金媒介形式，这可以在灵活性和政策公益性之间形成较好的平衡关系。
“中国要想促进气候融资的规模化发展，必须重视公共资金机制的设计，但目前无论公共资金来源还是使用媒介，都无法支撑其大规模发展。我们在报告中提出建立气候融资绿色种子基金以及地方与国家合作的碳基金体系的政策建议。这是目前比较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RCCEF副主任刘倩博士说。
针对我国的情况，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可以大胆地提出一个设想，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低碳银行。现在金融体制也在改革，所以就不能按照传统的中国式管理方式来管理低碳问题。”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研究院教授吴宗鑫认为，低碳的风险问题值得进一步考虑。
对此，刘燕华提到了保险业在气候融资中的作用。他介绍说，瑞士在保险业已经开始全面介入气候变化，保险业将来有可能成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社会经济问题的主力军，不是光投钱。“所以，我建议能够把保险体系纳入到气候融资的研究中。”
报告提出了相关建议，即在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绿色投资部门，专门用于我国急需优先发展但社会资本不愿介入的绿色领域。“新设部门必须树立投资的双重目标。一方面是实现温室气体减排、保护环境、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绿色目标；另一方面作为盈利性机构，可通过股票、债券和担保等各种形式对项目进行投资，但不提供优惠贷款或补贴。”
据悉，绿色气候基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气候公共基金的机制。财政部国际司国金三处副处长郭文松认为，绿色气候基金跟发达国家履行自己的绿色责任是密切相关的，国际对这个基金寄予厚望。但由于基金没有到位，绿色气候基金成立4年了，但目前还没有投入。因此，呼吁发达国家履行自己的绿色和经济责任。”
3 碳交易市场值得鼓励
绿色银行撬动私人资金
据了解，由于一级碳市场的配额发行数量固定，发行次数较少，市场活跃性较低，拍卖机制是一级市场最有效的分配机制和定价方式。同时，拍卖能够为政府部门提供大量的收入，这些收入可以被用来治理环境或是提高社会福利。拍卖是碳市场募集资金的有效方式，在同样的碳约束下，拍卖资金的有效使用可以明显降低企业承担的碳成本。
“我们中心在2013年承担了广东省碳排放权拍卖和一级市场平台建设的研究项目，系统提出了一级市场建设的方案。这一方案最终被广东省所采纳，并成功完成了两次拍卖活动，募集资金将近4亿元。”王遥介绍说：“由于较高的政策和市场风险，碳排放权目前还不能被广泛地作为资产使用，这也限制了碳金融业务的发展。”报告建议逐步开展对碳排放权资产化的探讨工作，帮助金融机构和企业建立合理的排放权价值评估体系。
据介绍，我国去年年底有5个碳交易试点启动，剩下的两个可能春节前后也会启动。中信证券郑喜鹏认为，碳交易和气候融资既有关系也有区别，碳交易其实是靠市场本身来配置资源的机制。
“投资者是趋利而去的，包括财政投资也应该有效率，我们搞气候融资也好，环境保护领域的融资也好，减排、治理模式的赢利点在哪里要测算一下。现在没有这种测算，比如现在我们减排二氧化碳的项目如果要去投资或者要财政出钱的话，到底每块钱减几克是应该支持的？作为一个决策部门应该看到这种东西，就是我这么多钱到底减谁，哪个效益最好。”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庆丹强调了市场的作用。
在解决气候融资的问题上，银行无疑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而如何利用银行的杠杆作用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何建坤以英国的绿色银行为例，谈到了银行的作用。它主要是用政府的公共资金投入来撬动社会资金向绿色发展方面投入，银行本身是营利的，不是一种公益性的机构。但它有很强的专业队伍去分析绿色投资领域哪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赢利机会，看准之后投入一部分钱作为引导资金，然后再让社会上很多没有这种专业经验的投资银行和公益资金跟着他一起投入。可能就是用一块钱来撬动10块钱投入资金，因为很重要的理念就是不要去跟社会上竞争商业的机会，而是创造新的商业机会，让更多的私人资金进入，从而扩大在绿色领域当中的投资，就是说要撬动社会资金。
事实上，在市场机制的作用方面，国外已经有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英国大使馆专家Edward Baker介绍了英国的碳捕捉与封存技术（CCS）。“在英国，我们尽量使用市场机制来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问题，CCS就是其中的一种。英国可再生能源的应用现在已经趋向正规，现在是12%，未来会涨到30%。我们仍然需要气和煤，我们需要煤炭，也需要减碳的技术。其次，它是一种高能耗的技术，但基本技术已经成功应用在油和化工行业。现在还需要努力的是把碳捕捉和封存整体上用到电力部门，在英国现在有10亿英镑的钱用来支持CCS项目。”
4 构建环境税收体制
该惩罚要惩罚，该优惠要优惠
随着全球气候问题的日益凸显，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在政府职能中的体现也需逐步增强。据了解，目前公共财政中尚无明确的气候变化资金科目，各类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中央财政支出预算分散在节能环保、农林水事务等10多项类级科目下，相关资金分散在不同政府部门调控和分配之下，资金的管理办法和监管制度不尽相同，甚至重复应用在某些重点项目上。
针对这一问题，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马海涛提出建议，应该在政府收支分类和预算科目上单独列一个叫应对气候变化的类级项目，然后在它里面再设比如一些具体的项目，比如应对气候变化等。
对此，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补充道：“由于目前气候问题非常复杂，比较可行的是在环境节能科目的基础上加一个气候，这样不仅对气候资金的加强有好处，同时我们国家整体上的气候体制也会有一个共同的改变。”
此外，报告认为，在我国当前的融资和财税体制下，地方气候融资的推进还存在诸多障碍，突出表现为地方缺少支柱性税种和主体税源、公共服务责任和财力不匹配、地方债务负担沉重、城市基础设施建过度依赖土地收入政策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地方气候融资，高效落实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行动，需要进行必要的地方财税体制改革。
针对这一问题，苏明认为，税收体制的构建对气候融资和机制的建立也非常重要，应包括资源税、环境税、碳税和税制绿化等。该惩罚的要惩罚，该优惠要给予优惠。
理事长聚焦点：《2013中国气候融资报告》指出，我国每年气候融资缺口2万亿，说明环境建设的方向不可逆转。全国腐植酸行业应该紧盯这方面，引进先进技术，调整市场攻略，在环境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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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球表面活性剂市场持续复苏
（来源：石化联合会要报2014年1月19日）
IHS化学公司近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表面活性剂市场将持续复苏，新兴经济体将引领增长，成熟市场的表面活性剂配方正在发生变化，以满足消费者的偏好。总体而言，2012—2017年，全球表面活性剂需求将以年均2.6%的速度增长，高于2000—2012年年均2.3%的增速。2012年全球表面活性剂需求达到1130万吨，市场规模约303亿美元。
IHS化学公司认为，2012—2017年，中国市场需求将以年均6.4%的速度快速增长，非洲市场将以年均4.4%的速度增长，中东市场将以年均3.4%的速度增长，拉美市场也将以年均3.4%的速度增长。
理事长聚焦点：全球表面活性剂市场规模接近2000亿元人民币，中国约占40%。开发腐植酸表面活性剂生产成本低，具有绿色环保、无毒或低毒,且与环境相容性和结构多样性的特点。当前，引导投资者开发生产腐植酸表面活性剂产品，是对工农业生产的友好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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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科协： 2013中国10大科普事件揭晓
（来源：经济日报 2014年2月13日）
中国科协今天公布了2013年度中国10大科普事件的评选结果。这10大事件分别是：神舟十号太空科普课，激发全社会的科学热情；中国科学家首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普大奖，激励广大科普工作者；《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面世，院士与30家媒体共话科普创作；PX项目公众争议不断，科普促进危机化解；我国第一个科学家群体展亮相国家博物馆，展示“科技梦—中国梦”；嫦娥三号落月，引发新一轮的航天热；“王麦林科学文艺创作基金”成立，鼓励科普创作；百余院士签名“抵制迷信”公开信，备受社会关注；“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汇演活动，引起强烈反响；3D打印走进公众，影响未来。
理事长聚焦点：腐植酸科普何时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生态环境建设离不开腐植酸，腐植酸作为地球上最深刻的物质，通过“腐植酸人”的艰苦努力，让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他，对于地球环境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张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