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所著《三教鼎立于唐》中，中国向有“三教”之说，并且和“九流”连词，全称三教九流。用以统称各种教派、学术乃至各种行当。那意思似乎连黑社会也包括在内。“九流”一词，最早见于《谷梁传·序》：“九流分而微言而隐，异端作而大义乘。”系指儒家末流的各种分派而言。《汉书·艺文志》云：孔子既没，诸弟子各编成一家之言，凡是九⋯⋯ ”。《艺文志》：“诸子十家，可观者九家而已⋯⋯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一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九流”诸多争议，而 “三教”指的是“儒释道”，大不会造成多少曲解？！
儒释道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逐渐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哲学流派，或称之为宗教信仰。儒释道都十分注重对人思想的引导，在人生理念上，儒释道三家异中有同、同中存异，相互影响、相为互补。
儒释道三家在不同时代受关注的程度有所不同，三家此消彼长，相互制衡，儒释道任何一家都没有从根本上消亡过，三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凝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历代统治者，虽对儒释道三家的哲学思想、治世之道等方面有选择上的侧重，但总体上绝大多数时期都采取了三教并存并用的包容态度。南宋孝宗皇帝赵奋指出，“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治政如此，个人修养亦然。
儒释道在国人的意识中，往往将其作为一体来认知，其中的“道”蕴含着“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含蓄之妙。当把儒释道作名词合称时，在学术界则专指哲学。
纵观儒释道三家对中国二千多年文化的影响，从总体上来看，儒大于释和道。究其原因，释和道走极端，而儒则为中庸，更符合国人的性情。而中庸之道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有益于社会和谐，也更接近于人性的本能化展现。儒家主张节欲，道家随心所欲，释家宣扬绝欲，因而儒家赢得了芸芸众生和士大夫阶层的青睐。
儒释道对爱的态度上，儒家对爱有着原则的划分与界定；道家对爱则显得概念有些模糊；而释家对爱的阐释是“众生平等”，与墨家的兼爱相近，更近乎于西方之平等博爱。儒释道三家在对善的理念上，其基本思维与上述相近，这也是三家思想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因所在。它们各自独树一帜，又合力互补，形成了中华文化的繁荣景象。
儒家于内则修心性道德，对外则施礼乐仁政，弘扬仁者精神。儒士最终的人生追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在政治和人生哲学上的的核心思想是“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它主张整个社会的和谐应是“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即尊老爱幼。反对暴政和法治，主张文教治世。倡导人与人之间要相互谦让、文质彬彬，大到国家，小至个人，其言行都要讲一个约定的道德规范，即所谓“人不知而不愠”，忠恕为上，善于宽容他人。在涉及原则性和真理问题时，则又必须“当仁不让于师。”在政治上讲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个人奋斗则是“学而优则仕”，主张积极进取。
道家思想最核心的理论是齐物论，即“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合一。”属于典型的狭隘相对论哲学。它否定事物间质的差别，认为宇宙存在论的终极就是虚无，人生最高境界即庄子所言之“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之无所待。在政治上讲求小国寡民，宣扬无政府主义，主张“无为而治”；对个人处世生存中则选择“消极避世”。在无为理念的阐释上，“老庄”虽然并称，但实质上有宽阔与狭窄之区别。老子主张无为之中而有为，即不为不恃、以退为进，委曲求全、以柔克刚。庄子则属于消极无为，追求“堕肢体，黯聪明”的“坐忘”和“心斋”，于人间烦嚣概无关乎。要使己身与心“形如槁木”和“心如死灰”，达到“吾丧我”的精神境界。老子学说有其用世的一面，所以班固论道家，说它“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庄子则是游戏人生或嘲世之学，“其言洗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虽圣帝经天纬地之大业，曾不满其一哂”。
释教是舶来品，大约在两汉或更早由印度传入中土。释教起于印度，始于小乘后大乘，而后衍生出大乘空宗和密教等。入中国后，北方多修大乘佛教，南方多持小乘佛教。密教早期在云南颇盛，后主要流布于青藏高原地区。今西藏密教已分为宁玛、噶当、噶举、萨嘉、格鲁诸派。佛入中土，发展成诸多宗教派别，其基本发展脉络为：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密教禅宗。其中以密教禅宗派最成气候。佛教派影响最大的是“六师”：涅架师、比昙师、成实师、地论师、摄论师和俱舍师。其中摄论师主要在北朝，俱舍师主要在南朝。“六师”与上述“七宗”并称中国佛教“十三宗”。佛教认为，宇宙的存在既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点，存在的最高原理不能用有无、大小、内外等具有分别性的概念来界定，任何名词都不能确切地概述存在的原有相状和性质。所言之“法界”，既不能看作是“有（色）”，又不可视其为“无(空)”。若是有，却是一法不立，缘起性空，无事一名可指称；若是“无(空)”，却又涵摄一切，彰现万法。法界的真性乃是同体一如，真妄平等。芸芸众生由于未能体认法界的真性，迷于假象，不明究竟；随境起念，无明心动；见空见色，说有论无。因无明生起各种惑见烦恼，造作诸业，所以佛经说：无不从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即法界无名，迷者众生，悟即是佛，圣凡的区别就在这迷悟之间。
儒释道三家在人世态度上存在鲜明的差别，“儒家积极人世，道家消极避世，佛家彻底出世”。儒释道三家思想兼容并蓄、相互补充，成为中国士大夫几千年来得失淡泰的心理调合剂。其间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更符合人间情理，这也是儒家的影响胜于释道的又一原因。在唐以前的不同时期，儒释道各自的发展兴盛并不平衡。儒和道在先秦时期属于对立关系，集中表现在入世与出世的观念上。儒家的“穷达观”比道家的“消极避世观”更具现实诱惑力，故在战国时，儒家、纵横家和策士的影响大于道家。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势大损。刘氏立汉，理论上弃儒用道，以道家黄老治国。到汉武帝刘彻，虽有穷兵黩武之嫌，但对中华汉民族政权和文化的确立应是功德无量。这个时候在意识形态宣传上，儒家大一统维护中央集权的思想最适合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所以汉武帝弃道而取儒。董仲舒因势利导，与时俱进，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立即得到采纳而实施。因此，同为君王南面之术，黄老的无为而治中衰，儒家的积极用世大盛。东汉党锢之争，大量残杀儒士。为明哲保身护其家族沿存，道家消极避世思想又重新抬头，打着道家旗号，由巫术迷信之士创立的道家产生。为招徕信徒，借用道家声名布教，于是哲学与宗教始混，道家和道教从此并存发展。魏晋名士风流，坐而论道，挥麈谈玄，儒道合一的玄学和民间宗教盛行于世，道教由民间走进庙堂。玄学成为两晋时尚的同时，由两汉时期渗入中土的释教，由于最适宜于东汉人心理的需求，在中土开始盛行。当时由于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其生命之脆弱，亘古稀有。这时，释家此生苦行苦修、历尽劫难，来世可达极乐彼岸的迷信思想为广大民众所信奉。面对惨淡的人生，人们生存的愿望皆寄托于彼世将来，释之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说给予人某种程度上的心理安慰。于是，消极远胜于道，人们对政治和人生理想的追求采取了彻底放弃的态度。东晋到南北朝是释教兴盛时期，北方广建佛寺，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对北魏洛阳佛寺有详述，四十年间洛阳地区有寺一千三百余座。整个北方释风大炽，山西和河南寺庙林立、石窟悬崖。江南释佛，其发展也毫不示弱，梁武帝作为忠实信徒，禁肉食，把佛教定为国教，自此佛家弟子热衷素食。从东汉到南北朝，是儒释道三教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相互渗透时期。中土佛教在发展中，受到本土儒道思辨方式的影响较大，南方重义理，北方重实践。隋唐统一后，南北社会发展趋向一致，各种思想文化互相影响的同时，佛教内部南北各家学说也出现了归并调和、融会贯通的趋势，真正意义上的三教合一，自唐朝建立始。班固辨章学术，是把九流列在儒家之外的。三教之说，不知起于何时，推想当发生于唐朝以后。《翻译名义集》中虽有“吴主问三教，尚书令阚泽对日：孔、老设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佛之释教，诸天奉行”的说法，但《翻译名义集》的作者是宋朝僧人法云。这番话把佛教推崇到孔老之上，分明是和尚张大释教之词；而且吴主问阚泽这段问答，史籍无据，难以凭信。再说，这段话将释教与孔、老对举，分明是指宗教言，孙权时尚无道教之名，那时只有太平道、天师道(五斗米道)之称，而且也还没有认宗老子；释教当时的势力也不足与中夏学派抗衡，孙权不可能有三教鼎立的思想。这是以唐宋以后人之腹揣度古人之心。其伪托不辨自明。三教在唐代并行，主要是在天元、天宝之后。当时，大唐帝国皇帝自信满满，敢于放任舆论自由，不搞舆论一律，显示出大度与气派，所以，盛唐的王维和中唐的白居易成为三教兼修的文人中的杰出代表。晚唐三教分流，由于战乱，道徒又盛，但三教并行的基本格局无大变。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复兴期，深得三教合一个中三昧者，当推旷世绝才苏轼。明清以来，三教兼修人物甚众，蔚为大观。从唐以后的文化史发展境况看，因政治生命和生活心路历程发展的灵活取舍，三教合一的思想在一人身上同时折射的现象，已成为文人的共性。“有道则显，无道则隐”的儒家思想，亦为道释中人借鉴。亦官亦隐成为时尚。或洁身自好，或消极退避，或看破红尘、归依佛门，成为不同时期诸多文人共同的言行选择。
恰逢盛世，国学盛行，“三教九流”早已无法涵盖时下鼎盛的业界诸业，但承载着历史底蕴的“三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割舍的。纵观历史长河，但凡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无不三教融会贯通，实操得心应手。而“难得糊涂”“吃亏是福”是对儒释道三家的最佳诠释，不置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