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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教九流”入手洞释“儒释道”之玄机 ​

时间:2020-10-14   作者:高亮   来源:菌菌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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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满子所著《三教鼎立于唐》中,中国向有“三教”之说,并且和“九流”连词,全称三教九流。用以统称各种教派、学术乃至各种行当。那意思似乎连黑社会也包括在内。“九流”一词,最早见于《谷梁传·序》:“九流分而微言而隐,异端作而大义乘。”系指儒家末流的各种分派而言。《汉书·艺文志》云:孔子既没,诸弟子各编成一家之言,凡是九⋯⋯ ”。《艺文志》:“诸子十家,可观者九家而已⋯⋯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一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九流”诸多争议,而 “三教”指的是“儒释道”,大不会造成多少曲解?!

儒释道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逐渐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哲学流派,或称之为宗教信仰。儒释道都十分注重对人思想的引导,在人生理念上,儒释道三家异中有同、同中存异,相互影响、相为互补。

儒释道三家在不同时代受关注的程度有所不同,三家此消彼长,相互制衡,儒释道任何一家都没有从根本上消亡过,三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凝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历代统治者,虽对儒释道三家的哲学思想、治世之道等方面有选择上的侧重,但总体上绝大多数时期都采取了三教并存并用的包容态度。南宋孝宗皇帝赵奋指出,“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治政如此,个人修养亦然。

儒释道在国人的意识中,往往将其作为一体来认知,其中的“道”蕴含着“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含蓄之妙。当把儒释道作名词合称时,在学术界则专指哲学。

纵观儒释道三家对中国二千多年文化的影响,从总体上来看,儒大于释和道。究其原因,释和道走极端,而儒则为中庸,更符合国人的性情。而中庸之道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有益于社会和谐,也更接近于人性的本能化展现。儒家主张节欲,道家随心所欲,释家宣扬绝欲,因而儒家赢得了芸芸众生和士大夫阶层的青睐。

儒释道对爱的态度上,儒家对爱有着原则的划分与界定;道家对爱则显得概念有些模糊;而释家对爱的阐释是“众生平等”,与墨家的兼爱相近,更近乎于西方之平等博爱。儒释道三家在对善的理念上,其基本思维与上述相近,这也是三家思想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因所在。它们各自独树一帜,又合力互补,形成了中华文化的繁荣景象。

儒家于内则修心性道德,对外则施礼乐仁政,弘扬仁者精神。儒士最终的人生追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在政治和人生哲学上的的核心思想是“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它主张整个社会的和谐应是“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即尊老爱幼。反对暴政和法治,主张文教治世。倡导人与人之间要相互谦让、文质彬彬,大到国家,小至个人,其言行都要讲一个约定的道德规范,即所谓“人不知而不愠”,忠恕为上,善于宽容他人。在涉及原则性和真理问题时,则又必须“当仁不让于师。”在政治上讲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个人奋斗则是“学而优则仕”,主张积极进取。

道家思想最核心的理论是齐物论,即“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合一。”属于典型的狭隘相对论哲学。它否定事物间质的差别,认为宇宙存在论的终极就是虚无,人生最高境界即庄子所言之“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之无所待。在政治上讲求小国寡民,宣扬无政府主义,主张“无为而治”;对个人处世生存中则选择“消极避世”。在无为理念的阐释上,“老庄”虽然并称,但实质上有宽阔与狭窄之区别。老子主张无为之中而有为,即不为不恃、以退为进,委曲求全、以柔克刚。庄子则属于消极无为,追求“堕肢体,黯聪明”的“坐忘”和“心斋”,于人间烦嚣概无关乎。要使己身与心“形如槁木”和“心如死灰”,达到“吾丧我”的精神境界。老子学说有其用世的一面,所以班固论道家,说它“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庄子则是游戏人生或嘲世之学,“其言洗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虽圣帝经天纬地之大业,曾不满其一哂”。

释教是舶来品,大约在两汉或更早由印度传入中土。释教起于印度,始于小乘后大乘,而后衍生出大乘空宗和密教等。入中国后,北方多修大乘佛教,南方多持小乘佛教。密教早期在云南颇盛,后主要流布于青藏高原地区。今西藏密教已分为宁玛、噶当、噶举、萨嘉、格鲁诸派。佛入中土,发展成诸多宗教派别,其基本发展脉络为: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密教禅宗。其中以密教禅宗派最成气候。佛教派影响最大的是“六师”:涅架师、比昙师、成实师、地论师、摄论师和俱舍师。其中摄论师主要在北朝,俱舍师主要在南朝。“六师”与上述“七宗”并称中国佛教“十三宗”。佛教认为,宇宙的存在既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点,存在的最高原理不能用有无、大小、内外等具有分别性的概念来界定,任何名词都不能确切地概述存在的原有相状和性质。所言之“法界”,既不能看作是“有(色)”,又不可视其为“无(空)”。若是有,却是一法不立,缘起性空,无事一名可指称;若是“无(空)”,却又涵摄一切,彰现万法。法界的真性乃是同体一如,真妄平等。芸芸众生由于未能体认法界的真性,迷于假象,不明究竟;随境起念,无明心动;见空见色,说有论无。因无明生起各种惑见烦恼,造作诸业,所以佛经说:无不从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即法界无名,迷者众生,悟即是佛,圣凡的区别就在这迷悟之间。

儒释道三家在人世态度上存在鲜明的差别,“儒家积极人世,道家消极避世,佛家彻底出世”。儒释道三家思想兼容并蓄、相互补充,成为中国士大夫几千年来得失淡泰的心理调合剂。其间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更符合人间情理,这也是儒家的影响胜于释道的又一原因。在唐以前的不同时期,儒释道各自的发展兴盛并不平衡。儒和道在先秦时期属于对立关系,集中表现在入世与出世的观念上。儒家的“穷达观”比道家的“消极避世观”更具现实诱惑力,故在战国时,儒家、纵横家和策士的影响大于道家。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势大损。刘氏立汉,理论上弃儒用道,以道家黄老治国。到汉武帝刘彻,虽有穷兵黩武之嫌,但对中华汉民族政权和文化的确立应是功德无量。这个时候在意识形态宣传上,儒家大一统维护中央集权的思想最适合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所以汉武帝弃道而取儒。董仲舒因势利导,与时俱进,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立即得到采纳而实施。因此,同为君王南面之术,黄老的无为而治中衰,儒家的积极用世大盛。东汉党锢之争,大量残杀儒士。为明哲保身护其家族沿存,道家消极避世思想又重新抬头,打着道家旗号,由巫术迷信之士创立的道家产生。为招徕信徒,借用道家声名布教,于是哲学与宗教始混,道家和道教从此并存发展。魏晋名士风流,坐而论道,挥麈谈玄,儒道合一的玄学和民间宗教盛行于世,道教由民间走进庙堂。玄学成为两晋时尚的同时,由两汉时期渗入中土的释教,由于最适宜于东汉人心理的需求,在中土开始盛行。当时由于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其生命之脆弱,亘古稀有。这时,释家此生苦行苦修、历尽劫难,来世可达极乐彼岸的迷信思想为广大民众所信奉。面对惨淡的人生,人们生存的愿望皆寄托于彼世将来,释之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说给予人某种程度上的心理安慰。于是,消极远胜于道,人们对政治和人生理想的追求采取了彻底放弃的态度。东晋到南北朝是释教兴盛时期,北方广建佛寺,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对北魏洛阳佛寺有详述,四十年间洛阳地区有寺一千三百余座。整个北方释风大炽,山西和河南寺庙林立、石窟悬崖。江南释佛,其发展也毫不示弱,梁武帝作为忠实信徒,禁肉食,把佛教定为国教,自此佛家弟子热衷素食。从东汉到南北朝,是儒释道三教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相互渗透时期。中土佛教在发展中,受到本土儒道思辨方式的影响较大,南方重义理,北方重实践。隋唐统一后,南北社会发展趋向一致,各种思想文化互相影响的同时,佛教内部南北各家学说也出现了归并调和、融会贯通的趋势,真正意义上的三教合一,自唐朝建立始。班固辨章学术,是把九流列在儒家之外的。三教之说,不知起于何时,推想当发生于唐朝以后。《翻译名义集》中虽有“吴主问三教,尚书令阚泽对日:孔、老设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佛之释教,诸天奉行”的说法,但《翻译名义集》的作者是宋朝僧人法云。这番话把佛教推崇到孔老之上,分明是和尚张大释教之词;而且吴主问阚泽这段问答,史籍无据,难以凭信。再说,这段话将释教与孔、老对举,分明是指宗教言,孙权时尚无道教之名,那时只有太平道、天师道(五斗米道)之称,而且也还没有认宗老子;释教当时的势力也不足与中夏学派抗衡,孙权不可能有三教鼎立的思想。这是以唐宋以后人之腹揣度古人之心。其伪托不辨自明。三教在唐代并行,主要是在天元、天宝之后。当时,大唐帝国皇帝自信满满,敢于放任舆论自由,不搞舆论一律,显示出大度与气派,所以,盛唐的王维和中唐的白居易成为三教兼修的文人中的杰出代表。晚唐三教分流,由于战乱,道徒又盛,但三教并行的基本格局无大变。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复兴期,深得三教合一个中三昧者,当推旷世绝才苏轼。明清以来,三教兼修人物甚众,蔚为大观。从唐以后的文化史发展境况看,因政治生命和生活心路历程发展的灵活取舍,三教合一的思想在一人身上同时折射的现象,已成为文人的共性。“有道则显,无道则隐”的儒家思想,亦为道释中人借鉴。亦官亦隐成为时尚。或洁身自好,或消极退避,或看破红尘、归依佛门,成为不同时期诸多文人共同的言行选择。

恰逢盛世,国学盛行,“三教九流”早已无法涵盖时下鼎盛的业界诸业,但承载着历史底蕴的“三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割舍的。纵观历史长河,但凡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无不三教融会贯通,实操得心应手。而“难得糊涂”“吃亏是福”是对儒释道三家的最佳诠释,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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