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重点何在？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3年11月27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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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本身处于建设之中，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是“五位一体”的制度空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更多的含义是体制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包括从源头到过程、再到后果等全过程。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重点是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当务之急是推行主体功能区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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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谁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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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军，1961年4月生，四川省古蔺县人。哲学博士，中央党校哲学部（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科技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哲学评审组专家、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林业局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创新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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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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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我们想知道，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含义是什么？当前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存在哪些弊端？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最核心的制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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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 赵建军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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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 本报记者黄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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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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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如何理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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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思路 更多的含义是体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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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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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军：党的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深化改革为核心，进一步提出这5个方面的体制改革。我认为，与其他4个方面体制改革比较起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更多地意味着建设，因为生态文明本身处于建设之中，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是“五位一体”的制度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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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提出，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您认为有哪些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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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还处于建设阶段，因此自身的弊端还没有显露出来。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会遇到来自传统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尤其是经济快速发展所形成的阻力，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有体制机制的许多方面。只有破除了这些领域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相矛盾的弊端，生态文明制度才能建设好。比如，传统的政绩考核制度使地方更愿意追求GDP增长，忽视了环境保护。比如，在经济体制方面，资源的稀缺价值没有体现，导致矿产资源、水资源等过度开发。比如，在环境执法上，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企业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缺乏内在动力，也阻碍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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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么，是否意味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改革为基础？与4个方面体制改革相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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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军：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方面推进较快，当然需要改进的地方依然很多，特别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是突出障碍。而作为刚刚起步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主要就是要规避和解决其他四大建设中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离不开其他四大建设体制机制的转变。但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以保护环境、规范资源开发为着眼点，它所划定并坚守的环境红线或多或少与其他四大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存在矛盾。根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过程，其他4个方面体制机制改革应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和前提，为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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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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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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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思路 包括从源头严防到过程严管、再到后果严惩等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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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复杂而庞大。概括来说，您认为分为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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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军：已有的生态文明制度涉及资源、环境等方面，但是零散的、不成体系、不完善的，这就导致地方盲目开发、过度开发，发展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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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从源头严防到过程严管、再到后果严惩等全过程，阐明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的方向和任务。源头严防包括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健全用途管制、建立国家公园体制7项制度；过程严管包括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5项制度；后果严惩包括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实行损害赔偿制度2项后果严惩制度。还有开放环保市场、环境信息公开、区域联动机制等方面的改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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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些制度能否得以衔接？如何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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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军：这些制度虽然涉及不同的领域和方面，但其实是相互关联的。源头防护制度体系建立健全起来，在过程实施中就能清晰做到依法监管，只要监管制度落实并严格执法，就会大大减少环境损害事件，责任追究和损害赔偿案件自然下降。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人们的行为自然就会变开发为保护，这一规定就有利于生态红线制度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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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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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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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思路 重点是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当务之急是推行主体功能区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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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当务之急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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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军：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改变领导干部考评机制。在当前的政绩考核体系中，经济发展指标所占比重过大，许多地方以GDP为主导的发展观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阻碍了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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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要按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把领导干部任期生态环境目标责任制的执行情况纳入考核内容，在领导干部离任时，对自然资源开发、环境状况进行审计，对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进行责任追究，而且终身追责。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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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是推行主体功能区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生态文明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了群众，而群众最关注的是能否解决严重的雾霾、普遍的水污染等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就要求尽快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把禁止开发、限制开发的地方赶紧保护起来。而保护的前提就是实施生态补偿制度，让保护者获得应有的回报，运用好政府和市场手段保护好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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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涉及环保、国土等多个部门，存在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的情况，即所谓的“九龙治水”。您认为这一问题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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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军：这一问题其实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可以找到答案。正如前面所说，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系统性的，是有序化的，包括源头、过程、后果全过程，每一项制度的范围、职责、功能以及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的。我们现在强调顶层设计，就是要围绕国家战略目标，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实现方向明确、职责分明、分工协作的各部门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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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个想法，就是国家现在提出成立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我认为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面，可以在领导小组下设立一个生态文明体制建设办公室。因为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多个部委，必须有一个跨越部委的机构来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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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现在谈及生态文明建设，经常提到“顶层设计”这个词。您能否详细介绍一下，顶层设计的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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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军：顶层设计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的角度，对某项任务或者某个项目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具有顶层决定性、整体关联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做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就是要制定一套符合国家未来发展战略和目标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规划，也就是说，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做整体、长远考虑，对不同地区、不同生态主体（各级决策者、企业、大众、资源开发者等）统筹规划。经过全方位的论证，充分吸纳各方的建议后，形成一个能够为不同主体共同接受和遵守的合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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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顶层设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需要不断反思、不断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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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顶层设计固然重要，地方落实也很重要。尽管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但是地方在遇到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时，是否会真正落实这些制度？比如在推进主体功能区制度时，一些地方会不会把禁止开发、限制开发的区域划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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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军：地方发展经济的热情和诉求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转变观念，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在理念尚未转变情况下，必须在生态文明制度设计中，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和严格的损害赔偿制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对地方官员和企业有警示性的约束，使其不能、不敢越雷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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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地方官员来说，严格执行主体功能区划制度，保护好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是更大的政绩。各级主体功能区划分、审定和监督工作由上一级相关部门负责，跨领域、跨行政区的功能区划由国家相关部门负责，这样更有利于这项制度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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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聚焦点： 生态文明制度设计应该包括重要的生态环境元素。腐植酸约占地球生物碳的1%，从根本上说，必须把构筑和谐的地球碳循环作为制度设计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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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补偿怎能总在尴尬中徘徊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3年11月21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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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向长庆油田催缴的巨额水土流失补偿费，其实是一个生态“大罚单”，只不过这合计8.5亿元的金额着实不小，才使得长庆油田难以接受，进而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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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2010年修订实施的《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二条确实做出了收取“水土保持补偿费”的规定，且指出收取使用管理办法应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但目前，“水土流失补偿费”暂无全国通行收费标准。陕西省的收费标准，是经省人大同意，由陕西省有关部门自行制定的区域性标准。双方争执的焦点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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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开出的巨额罚单是否合法，长庆油田的抗辩是否合理？这些问题都可以暂放一边。双方为了“水土流失补偿费”而对簿公堂，折射出的正是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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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说中国的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但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时，就不一定能“摸得到石头”了。事实上，2007年起，国家就开始推进生态补偿试点工作。2010年，国务院更将研究制定生态补偿条例列入立法计划。六七年的时间过去，我国的生态补偿制度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加强国家层面的规范和指导，也依旧是各地实践生态补偿后最强烈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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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欣喜的是，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要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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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一亿元还是一元，只要使用了资源，就要有相应的付出或补偿。但这种补偿行为不能仅凭受益者的自觉自愿，更需要一个切实有效的制度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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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顶层设计的视野，生态补偿制度正渐渐从纸面走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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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国家将对“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的生态保护短板进行制度设计，厘清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之“权利”和监管权之“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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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国家对自然资源的认识更为深入，对于其管理也体现出清晰的层次：谁使用自然资源，就必须回报“所有权人”；谁对自然资源造成生态损伤，就必须有所补偿或赔偿，甚至刑事处罚。自然资源保护遵循“谁受益、谁付费，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有利于保障各主体的发展机会和规则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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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明确了，但细节仍有待逐步完善。生态补偿的定义和原则、领域与补偿对象，以及补偿的标准等问题都需要一一解决。有专家表示，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难点在于补偿标准难以统一，因为生态补偿不仅仅是环保问题，更是涉及到利益调整的问题，这跟其他任何改革一样，利益固化的藩篱很难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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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环境法律法规中仅有《森林法》、《水污染防治法》和《水土保持法》对生态补偿有原则性规定，尚没有全局性的、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来保障生态补偿制度的全面建立和实施，而具有说服力的生态损害评估和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的缺失，更使得生态补偿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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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自然资源是合理开发还是肆意攫取，是有效利用还是挥霍浪费，皆要依靠制度。生态补偿知易行难，但相信随着国家对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制定和细化，长期以来不断开发利用黄土高原资源的长庆油田，终究要缴纳自己的“水土流失补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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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批注：用了资源就得补，这是理性的回归。腐植酸，不但要补前，还要补后，重在当前，“腐植酸人”就得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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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启动
（来源：农民日报2013年11月30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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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按照国务院分工要求，农业部于近日召开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编制启动会，正式启动规划编制工作。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出席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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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欣荣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的编制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意义重大。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把握正确方向。坚持以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0.12%资金 研报]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根本前提，以科学创新和技术推广为动力，协调好稳定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平衡好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处理好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生产力布局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统筹好国内生产、国际贸易及农业“走出去”的关系，坚持分区分类指导，突出重点任务，谋划重大举措。要借鉴历史和国际经验，把农业发展的思路和目标从“保供增收”拓展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上来，切实解决农业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突出问题，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持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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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欣荣对规划编制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是明确责任分工。要根据规划编写提纲提供资料，对规划内容严格把关。重点研究专题承担单位要尽快组织骨干力量开展深入研究，为规划编制提供强有力的分析论证和理论支撑。规划编制单位要积极配合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牵头做好规划起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充分发挥沟通协调职能，充分反映各方面意见。二是深入调查研究。要通过调研，认真总结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做法，深入分析存在的突出问题，细化思路目标和重点任务。对一些具有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要组织联合调研和反复论证。三是加强规划衔接。要加强与其它相关规划，如国家发改委正在编制的《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总体规划（2014-2018年）》的有机衔接。四是确保编制进度和质量。要按照总体进度安排，全面分析、把握重点，细化措施、抓紧落实，保质保量完成规划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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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编制工作由农业部牵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等单位成员共同组成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络员，规划编制单位、重点研究专题承担单位负责人及有关专家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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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批注：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民生的根本保证，腐植酸是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动力资源，打造腐植酸新农资体系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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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沙气候大会通过有关林业一揽子决定
（来源：中国绿色时报2013年11月26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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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恒定的体温是人体维持正常生理机能的保证，地球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也离不开稳定的气候条件。然而，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的大量燃烧加速了温室气体排放，地球的体温也随之升高，地球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开始意识到，该为地球降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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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在波兰华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进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就气候变化问题展开磋商和谈判，这已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责任分担的第19次谈判了。气候变化不是一两个国家造成的，影响面也不只一两个国家。责任难以明确界定的问题，处理起来总是格外棘手。在联合国的谈判桌上，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领域探讨的问题，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利益的政治谈判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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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华沙气候大会召开前夕，一些国家发布了减排成绩单，结果让人有喜有忧。欧盟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欧盟2010年的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了大约18%，已接近实现其设立的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20%的目标。欧盟如何进一步做出减排承诺，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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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受福岛核事故影响，日本减排目标大幅倒退。日本于华沙会议前确定，将减排目标修改为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3.8%，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增加3%。德班会议后即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加拿大日前承认，除非进一步采取行动以抵消石油行业的排放，否则将难以实现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17%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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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桌上的分歧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一些发达国家认为，在“德班平台”机制下，所有国家都要在统一法律框架下，承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不能再以得到资金和技术支持作为实施减排行动的前提。他们的理由是，气候谈判格局与20年前相比已大为不同，各谈判方的减排能力、潜力以及经济实力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潜在排放量在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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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则认为，气候变暖主要源于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量。而且工业革命以来，全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69.2%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此外，简单地看排放总量是不全面的，还要与一国的人口基数、能源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相联系。从人均碳排放量来看，德国碳排放峰值人均曾达到14.1吨，法国达到过9.9吨，美国达到过21.9吨，中国现在的人均碳排放量仅为6~7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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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尽管近些年来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差距仍然很大，同时还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发达国家作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贡献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总体来看，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正以自身行动努力践行减排承诺，发达国家也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强化履约行动的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不能以目前经济困难为由，抵消或转移其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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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谈判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应将其视为一种“合作博弈”，长远来看，实现全球合作共赢是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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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浙江学者发出林业碳汇好声音
（来源：中国绿色时报2013年11月29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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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联合国第十九次气候变化大会上，浙江农林大学校长周国模和该校非洲农林研究院院长楼一平应邀出席并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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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模在报告中介绍了我国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助推林业碳汇发展和缓解气候变化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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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周国模和楼一平参加了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会议中心举行的“林业碳汇的产权及标准化研讨会”，就竹子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中国南方集体林区农户森林碳汇供给与产权保护等研究和实践工作作了主旨发言。这是华沙气候大会“中国角”的首场边会，来自中国、荷兰、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喀麦隆等国家和地区的70多名代表参加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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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模提出，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促进了小规模林业经营者的产生，农户成为最重要的经营主体，提高农户经营森林的积极性，将对未来增加森林碳汇提供正面激励；林权改革使单位经营规模显著减小，林业经营者分散，导致林业管理成本提高，加大了林业政策的实施难度，给未来碳汇供给和交易带来更大困难。周国模还围绕农户的森林碳汇供给在经济上的可行性、碳汇产权如何界定与保护、政府如何促进农户参与碳汇供给和交易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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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南方集体林区农户森林碳汇供给与产权保护问题，周国模提出通过尝试限定额度的方式，吸引国际碳汇购买者进入中国市场，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提高企业或公众购买碳汇的意识，创造市场；建议政府对企业实施合理的碳税政策，给企业增加压力，推行碳汇抵扣减排指标，使更多潜在买者进入市场；强化政策研究，实施引导性政策机制，以拉动志愿市场等建议。他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可以预期，林业碳汇的未来必定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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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一平在演讲中介绍了浙江农林大学参与研制的“中国竹子碳汇造林方法学”在国内的应用推广情况，以及该方法学在此次大会期间的推介情况和在非洲各地试点推广的情况。楼一平还与国际标准组织环境委员会秘书长若泽·路易斯围绕下一步如何将“中国竹子碳汇造林方法学”研制为国际标准组织认可的国际标准进行了热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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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批注：（4）（5）林业碳汇离不开腐植酸。 腐植酸通过增强植物的光合作用来吸收自然界中的CO2，将碳保留在土壤中，增加有机质含量，同时减少了CO2的排放，还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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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海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3年11月27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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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11月26日电 记者李治国报道：上海市碳排放权交易今天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正式启动。全市191家来自钢铁等工业行业及宾馆等非工业行业的企业，率先纳入了碳排放配额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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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上午9时30分上海碳排放交易启动后，2013年至2015年3个年度配额分别都出现了成交，首笔成交价格分别为每吨二氧化碳27元、26元和25元，成交量分别为5000吨、4000吨和500吨，成交企业包括申能外高桥第三发电厂、中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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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海市发展改革委秘书长周强介绍，根据总体安排，在2013年至2015年的试点阶段，上海纳入配额管理范围的试点企业主要来自钢铁、化工、电力等工业行业，以及宾馆、商场、港口、机场、航空等非工业行业。试点阶段，企业2013年至2015年各年度碳排放配额全部实行免费发放。试点企业已通过登记注册系统取得了各自的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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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强说，上海在国内率先制定出台了碳排放核算指南及各试点行业核算方法，确定了全市碳排放统一的“度量衡”。同时，在分配方法方面，采用了国际上较为普遍的“历史排放法”和“基准线法”，并结合上海实际对其进行了深化和完善，使其更符合现阶段上海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未来上海将持续强调制度建设，努力为全国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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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交易主要是指政府将碳排放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纳入碳排放配额管理，并在一定的规则下向其分配年度碳排放配额，排放单位可以通过市场购入或售出其相对实际排放不足或多余的配额以履行碳排放控制责任。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总经理林健介绍，企业每年按照实际排放量进行清缴，企业配额不足以履行清缴义务的，可以通过交易购买；配额有结余的，可以在后续年度使用，也可以用于交易。如未按规定履行配额清缴义务，最高可被处以10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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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上海碳排放交易目前的交易标的为2013年至2015年碳排放配额。交易采取公开竞价或者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中国碳交易试点的新进展，再次以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无论气候谈判结果如何，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决心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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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湖北首个碳排放交易试点区落户通山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3年11月20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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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辉 通讯员刘会文报道 湖北省首个碳排放交易试点区11月11日在通山县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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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湖北省碳排放交易中心负责人介绍，通山县有丰富的林地资源、沼气体系以及清洁能源项目；全县国有林场有14个，占全县国土面积的9.5%，林场温室气体年减排量约17万吨，这些都是碳排放交易市场中的有效资源。碳排放交易启动后，假设每单位自愿减排量的价格是40元，仅森林碳汇一项，每年收入可达680万元。此外，沼气项目也将有360万元收入，每户每年平均可增收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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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批注：（6）（7）碳交易已是大势所趋。腐植酸产业应积极参与到绿色低碳活动之中,最大限度地与碳汇、碳交易、碳税等碳贸易挂钩,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国腐植酸绿色低碳宣言》。
